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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主义国际的漫漫征程
作者：格雷尔·马尔库塞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7辑）》
格雷尔·马尔库塞（年-）
在美国，情境主义国际，要是为人所知的话，主要是作为一小群达达主义的破坏分子而闻名，与法国的年五月起义存在某种关联。
法国“五月风暴”
已经进行过这个名称与庞克相关的详细讨论，因为性手枪斯文加利·马尔考姆·麦克拉伦（SexPistolSvengaliMalcolmMcLaren）据认为与情境主义者有联系——或者，是不是像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许多艺术生一样，他喜爱有关革命产生于无聊的日常生活这种情境主义的修辞？有人听说，情境主义者有些像雅皮士。或者像纽约的无耻之徒，他们曾经对伯克利发动口头攻击，朝一名警察扔燃烧弹，留下一个黑人旁观者承担本不该他承担的责任。或者像法兰克福学派——不是因为其燃烧弹而闻名，不过想法类似，对不对？
欧洲激进思想家部分学者
01
我最初于年对情境主义国际产生浓厚兴趣，当时我艰难地阅读《喧哗与骚动》，刊载在《情境主义国际》杂志第一期未署名的重要文章。作者回顾了战后西方艺术叛逆的丰功伟绩，仿佛这些问题有着真正的政治影响一般，然后说了下面这番话：
由上帝观念散发出来的臭鸡蛋气味包围着美国“垮掉派”的神秘笨蛋们，而且甚至没有完全不在场于愤怒青年的宣言……他们只不过改变了对几种社会习俗的看法，甚至没有注意到全部文化活动整体领域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本世纪每一次先锋派倾向中都十分明显。愤怒青年事实上特别反动，将一种特许的、补偿性的价值观归因于文学实践：他们正在捍卫一种年左右就在欧洲遭到公开指责的神秘事物，其在今天的残余比大英王室具有更大的反革命意义。
神秘的笨蛋们……最终，我想（忘记了我之前的出版日期），某个人避开了20世纪50年代被看作文化反叛的偏远的死胡同。不过这并非“最终”——年，刊登在一份内容严肃、印刷细致的杂志（令人奇怪地用无标题的身着泳装的妇女照片作插图）上的一篇文章断言：“假如我们不是超现实主义者，是因为不想被打扰……老朽的超现实主义，狂怒而无知的青年人，缺少洞察力但绝不缺少事业的幸运的青少年叛逆者—厌烦无聊乃是他们全都拥有的一切。情境主义者将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当代人的悠闲正在明确地表达着反对自己的意见。”
令人奇怪的废话——几乎能让一个美国人莫名其妙——不过散文中有一种力量，甚至比垮掉派顽固的解散更吸引人。那就是情境主义的风格——一位评论者谓之的“一种颇为令人不快的密术恐怖主义形式”，情境主义者拉沃尔·范内格姆（RaoulVaneigem）将会以赞许姿态引用的一种评判。
拉沃尔·范内格姆（RaoulVaneigem，年-）
后来的十年间，它从未真正改变过，只不过却变得更加诱人和更加顽固，因为它发现了更加诱人和更加顽固的对手。情境主义者从现代生活令人乏味并因此是不适当的这种观念开始，挑出异化和控制的每一种表现以及异化和控制所产生的对立的每一种表现。他们制造出对前者（无论是《冬眠的地缘政治》—这是怎样一个标题！——肯尼迪时代的辐射尘遮蔽计划，还是《中国意识形态的爆破点》里中国人的文化革命）的最初分析，以及对后者之怯懦和局限的无情批评。在每一种情形下，他们都试图将细节与整体相联系—世界为何正在努力把自己的老底都翻出来？如何能使之取得成功？战后社会革命的真正源头是什么？它们与先前出现的有何不同？
02
对垮掉派和愤怒青年的攻击—值得记住的是，年，这在英语世界被认为是集“反—正统的”否定之大成——乃是情境主义者认为已经在进行的一场斗争的开局，是朝着他们打算构建的一种情境的迈进。“我们的思想在每个人的脑子里”，后来十年间他们会不止一次地说。他们的意思是，他们有关另外一个世界的思想作为欲望，但尚且不是思想存在于每个人的大脑里。
他们的计划是揭示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空虚，使得欲望与真实思想观念之间产生联系。他们意在使得那种联系极为真实，以至于几乎每个人都会遵照其行事，因为在现代世界，在富足的资本主义西方以及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的东方，欲望与思想之间的断裂，几乎是每个人生活的组成部分。
接下去整整十年间，情境主义者坚持认为，19世纪根植于生产的异化，在20世纪转而根植于消费。消费逐渐对幸福做出界定，并且压制所有别的自由和自我之可能性。列宁说过，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会成为国家的雇员；这与西方版本一样是资本主义，在西方版本的制度下，每个人首先是以商品为基础的经济的一个成员。当今矛盾的前沿——那个几乎人都想当然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所允诺和提供的一切发生最严重摩擦之所在—既是劳作也是休闲。这意味着“文化”背后的概念，如同产业背后的观念同样成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年）
情境主义者认为，文化乃是走向主导社会之取代的“西北通道”。这是他们的出发点；这是他们对垮掉派发动攻击的意义。它是对现代社会本身的特征发起更加强大攻击的一种途径：劳动的分工、工作和思想的碎片化、现代生活跳过所有生活质量问题的方式，以这样的方式“针对贫穷的斗争……[已经]超越其终极目标，将人类从物质关切中解放出来”，并且产生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年轻人，在面对爱与垃圾处理单位之间的抉择时，选择了后者”。
和许多与他们持某些相同观点的人不同——诺曼·梅勒、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亨利·勒菲弗、激进主义评论杂志《社会主义还是野蛮》——情境主义者倾向于发现在任何场合—没有限制、没有同盟者影响、没有自鸣得意地—批评任何人的绝对能力。而且他们还想将这种批评转化成事件。
列菲伏尔（-年）
03
情境主义者自认为是先锋派革命者，如同与马克思一样与达达主义确实存在联系。人们可以将情境主义者追根溯源到圣加斯特—那位21岁的年轻人，他年来到巴黎，带着一首亵渎神明的史诗《奥甘特》（讲述强暴修女和无休无止的性历险故事），成为恐怖统治最冷酷、最罗曼蒂克、最杰出、最具悲剧色彩的行政官员。这位路易十六的检举人，一年后将自己的脑袋送上同一个断头台。
从更直接的渊源看，情境主义思想20世纪50年代发轫于巴黎，当时居伊·德波和字母主义国际——一个从字母主义分离出来主要在圈内闻名的团体，所谓字母主义者乃是由反艺术知识分子和学生组成的一场小规模战后新达达主义运动—的几名其他成员献身于漂移：在某个时期，数天、数周、数月漂泊流浪于城市各处，寻找他们谓之的城市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y）。
居伊·德波（-年）
他们旨在发现字母主义者伊万·契柯格罗夫（IvanChtcheglov）所谓“被遗忘的欲望”之征候。这将他们引入巴黎的地下墓穴，有时就在那里过夜。他们寻找拒绝的影像，或者社会本身曾经拒绝、隐藏、压制、“复原”的影像—社会所回收、征用、恢复、孤立、怀疑的那些拒绝、虚无主义或自由的影像。居伊·德波多年后会写道，这些漂移根植于类似的，但在知性上（以及肉体上）更受局限的20世纪20年代超现实主义的探险，是对“艺术之压制”的一次搜寻。他们试图塑造一种日常生活的新形式—一种人们组织其欲望、痛苦、恐惧、希望、野心、局限、社会关系，以及身份的新形式，一个通常在无意识情况下发生的过程。
在名号响亮的字母主义国际里，那些为数不多的成员，希望根据现代艺术发现并予肯定的种欲望来重塑日常生活。德波年在《景观社会》中写到，在伏尔泰酒馆（theCabaretVoltaire）这样一个艺术本身遭到抨击和驱逐的“复原日常生活的实验室”，达达主义“渴望在不实现艺术的情况下对其实施压制”。
《景观社会》，居伊·德波著，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超现实主义渴望在不压制艺术的情况下将其实现”。换言之，达达主义想扼杀艺术优于生活的诉求，让艺术走向死亡。超现实主义想将引导人们创作艺术的冲动变成对生活的再创造，不过它还想保持艺术品的生产。因此，超现实主义到头来不过是又一个遭到削弱，受画室局限的艺术运动而已，这是一种达达主义以几乎完全遭到忽视为代价才避免的命运。字母主义国际认为，艺术不得不既被作为孤立的、特殊的行动遭到压制，又要被转变成生活。这就是压制的意义，而且这就是一个完全被城市吸引的群体之意义。这还是字母主义国际攻击作为艺术之艺术的意义。德波制作了一部没有影像的电影；他与丹麦画家阿斯盖·乔恩（AsgerJorn）一起创作了一本书，该书“完全由预制要素构成，书中每一页的文字向所有方向蔓延，而且短语的相互关系总是处于未完成状态”。不仅这本书可能无法“阅读”，它还具有砂纸衣的特性，在书架上时它会将别的书吃掉。
年，字母主义国际在利兹饭店破坏了一场查理·卓别林的记者招待会，那是为《舞台生涯》举行的宣传造势活动的一部分。
查理·卓别林(-年)
“我们相信，自由最急迫的表达乃是对偶像的破坏，尤其是当这些偶像以自由的名义出现的时候。”他们解释说。“我们传单的煽动性语气，是对一种无异议的、奴性十足的热情的攻击。”（煽动性的也许并不是言辞。“不再要扁平足，”德波等人在利兹饭店散发的传单上写着，“因为你[卓别林]与弱者和受压迫者认同，攻击你就是攻击弱者和受压迫者，可是在你藤条的阴影中，有人已经可以窥见警察的木棒。”）
字母主义的激进分子在巴黎的墙壁上胡抹乱画[他们的名言之一，“永不工作”，将会在15年后于年5月间，并且13年后在马尔考姆·麦克拉伦（MalcolmMcLaren）写的宝娃的“W.O.R.K”中出现]。他们将口号画在领带、鞋子和裤子上，希望作为翻唱的活例子在大街上自由漫步——将一种文化或日常生活要素（在这里就是衣服）转变成一种新的、取代性的目的。这个乐队“生活在经济的边缘，倾向于做一种纯消费的角色”——消费的不是商品，而是“时间”。
以下文字来自德波年的电影《关于几个人度过一段极短时间的纪录》：
《关于在短时间内的某几个人的经过》海报
声音1：被直接体验的东西在远处重又表现得不可推翻，与和它一起被带走的那个时代的情趣和假象融为一体。
声音2：我们未曾参与、别人参与反对我们的事件，迫使我们从现在开始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其产生的结果，以及我们自己的欲望向事件的转化。使得过去区别于现在的，恰恰就是其无法到达到的客观性；不再有什么应该；存在被如此地消费，以至于它不再存在。种种细节业已消失在时间的尘土中。谁会害怕生活，害怕黑夜，害怕被捕捉，害怕被雇用？
声音3：本该废止的事情仍在继续，而且我们继续与之一起消逝。如此多个夜晚的疲乏再一次以同样的方式结束。那是一次已经持续很长时间的漫步。
声音1：真的很难再喝下去。
这就是对那个西北通道的搜寻，那个未标明的小径从现实的世界通往从未有过的世界，不过这是20世纪的艺术许诺会有的世界：一个在无数影像中形成的许诺，这些影像自由试验生活和自由摆脱资产阶级秩序与官僚统治之平庸和专横。他说，德波等人试图试验“系统地质疑一个社会所有的消遣和作品，全面批评其幸福观”。在经过某些年的纯时间性消费、形色的声明、数不清的因拥有毒品和醉酒驾车而判刑、许多次自杀企图，以及通宵达旦的争论，一份字母主义国际的出版物于年宣称：“我们的运动并非一种文学派别，一种对表达方式的复兴、一种现代主义。
我们的优势是不再对已知的活动、已知的个体和已知的机构抱有任何期望。”他们试图实行一种激进的调整：将环境以及他们给环境带来的期待神秘化，回避他们自己将会收回其拒绝姿态的可能性。情境主义国际的形成——最初在7年，包括15或20名来自英国、法国、阿尔及利亚、丹麦、荷兰、意大利、德国的画家、作家和建筑师—是以下认识为基础的：这样的计划，无论其界定如何不靠谱和神秘莫测，要么是一个革命的计划，要么就什么也不是。
部分情境主义国际创始人，左起：伽利吉欧、皮耶罗·西蒙多、韦罗内、米歇尔·伯恩斯坦、居依·德波、阿斯格·约恩、奥尔默（7，意大利）
这种认识也就是，漂移的试验，在现代社会完美构成的外表后面发现现实生活业已丧失的暗示的努力，必须被转化成对该社会的总体争论，再不然就是化作波希米亚式的唯我论。
04
居伊·德波年出生于巴黎，从始至终都处于情境主义国际的中心，担任其刊物的编辑。他从事情境主义活动十年后出版的《景观社会》，是一部以简明、没有行话（或者说消灭行话的，因为那似乎就是它所产生的效果）而著称的理论著作。该书以这几行文字开头：“在现代生产条件主导的社会里，生活中的一切都呈现为一种景观的大汇聚。
经历过的每件事情都变成了一种表征。”德波决心摧毁20世纪社会组织的断言，对《资本论》的第一句话做出如下回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之财富，似乎是‘商品的大汇聚’。”
《资本论》
要是如同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抱怨德波未能把握住马克思的判定（“似乎是”），就等于没有把握住德波本人的判定（“呈现为”）—并且也就是完全没有把握住情境主义著述的要点。结果表明，德波的判定根本就算不上是一种判定，而是一种理论之基础，根据这种理论，一个如表象一样被组织成的社会，可以在表象的范畴内被扰乱。
德波认为，商品—如今被转变成了“景观”，或者被表达为真实生活似乎自然、自主的影像——已经接管了一度由宗教和神话完成的社会功能，表象现在与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异化和统治过程密不可分。
年，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es）《利维坦》的封面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统治：一个硕大君主的图片，其身体—政治体（bodypolitic）—由无数没有面孔的公民构成。这被呈现为一个完全毋庸置疑的影像，一个乌托邦。
《利维坦》的法律图像
年，《情境主义国际》第1期上印了一个几乎同样的影像：《异化的画像》——在一个巨大的体育馆内，无数中国人正在表演一种纸牌魔术，制造出毛泽东的庞大面孔。
如果社会以消费为基础加以组织，那么人们就会以消费者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景观产生观者，并且因此保护其本身不受质疑。它导致被动性而非行动，导致沉思而非思考，并且使生活退化为物质主义。在发达社会，物质生存毋庸争辩（除了那些为代表贫穷和确保其余人得到满足而被迫处于贫困状态者外）的问题并不重要。“生存的标准”，如同其孪生兄弟“厌烦的标准”一样，被提了出来，可是标准的本质却没有变化。欲望被退化或置换为需求，并且作为需求得以维持。从洛特雷阿蒙和蓝波到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一个与现代艺术计划正好相反的计划得到了实现。
景观不仅是广告、宣传和电视。它是一个世界。我们体验但却未能识别的景观，“不是影像的集合，而是以影像为媒介的一种人际关系”。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年在《单行街》中讨论德国通货膨胀时预料到这一论点：谈话的自由正在被丧失。如果早先对一个人的伴侣产生兴趣乃理所当然之事，那么现在这种兴趣则被询问其鞋子或者雨伞的价格所取代。不可抗拒地闯入快活交往，是生活条件的主题、金钱的主题。这个主题所关涉的，与其说是个人的关切和悲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许能够彼此帮助，倒不如说是全面的图画。这就仿佛一个人被困在剧院里，无论是否愿意都得服从舞台上发生事件的支配，都得情愿或不情愿地一次又一次使这些事件成为思考和谈论的话题。
拉沃尔·范内格姆将这种情境产生的价值领域有如下界定：“罗扎诺夫有关虚无主义的定义是最好的：‘表演结束了。观众站起身离开座位。是取回外套回家的时候了。他们转着圈……既没外套也没有家。’”“观看者在任何地方都感到不自在，”德波写道，“因为景观无处不在。”
景观乃是“等级森严社会自身的外交表征，在这个社会里所有其他的表达都遭到禁止”——这就是说所有其他的表达在这里都没有意义，显得如胡言乱语一般（这也许滑稽可笑，声明了达达主义语音诗和字母主义诗歌的意义，在前者中单词被简约为声音，而在后者中声音则被简约为字母）。这种景观告诉人们的“不外是‘显现出来的东西是好的，好的东西才会显现出来’”。（在危机中，或者当“生存的标准”降低时，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等级森严的社会虽然消退，但是却保持着其霸权地位。
景观“不再允诺任何东西”，德波年在为其著作意大利文第四版新写的序言中写道。它只会说：“就是这样的。”）景观组织日常生活（从做爱的角度考虑下面的话）：“观看者与被凝视物体之益处的异化用如下方式得以表达：他凝视得越多，体验得就越少；他承认在主导的需求影像中认出的自己越多，他对自己的存在和欲望理解的就越少。事实上，与活动的人相关的景观的外在性似乎是：他自己的动作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为他表演那些动作的另一个人。”
德波是这样总结的：“经济控制社会生活的第一个阶段将显而易见的从存在向占有的蜕变带入对全部人类认识的界定。积累的经济”——景观——“完全占领社会生活的现阶段导致了占有向显现的普遍下滑”。我们两次被从我们想在的位置挪开，情境主义者认为——可是每一天看起来依然像是一个真实呈现的事实。
05
这就是情境主义者对他们以及其他每个人面对的一切所作的解释。这个论点来自马克思的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根据这种论点，“景观商品社会”已经成功地制造了人们接受的事物与他们以无法理解的方式希望得到的事物之间的根本矛盾，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只能做出毫无意义的选择，并且似乎无法对之实施干预。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手迹
这种观点正好就是社会科学的对立面，恰恰是在意识形态终结的意识形态正在征服西方大学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它是关乎意识和虚假意识的论点，不是作为统治的基本依据而是作为其基本战场。
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将其组织条件从生产转向消费，将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从经济的贫穷转向虚假的意识，那么自诩的革命者们就将带来对生活的认识，而这种生活是几乎每个人都已经体验过的。发达资本主义将一个人自己生活的构建排除在外，已经使得几乎每个人都成1为新兴无产阶级的一个成员，因此也是一个潜在的革命者。在这里，从“现代艺术探寻和许诺的”东西当中发现革命的源头，再一次充当了这个论点的轴心。人们可以从年1月第8期《情境主义国际》中读到，现代艺术已经“彻底清扫了日常行为的价值和准则”、不容争辩的秩序，以及“毫无疑义、低三下四的狂热”。德波和他的朋友们反复提到卓别林，不过这场彻底清扫在博物馆却遭遇到孤立。现代革命的冲动被与世人隔离开来，不过，“正如19世纪革命理论产生于哲学”——即马克思的那句格言：哲学既然已经阐释了世界，就必须着手改变世界——一样，如今人们不得不依赖于艺术的要求。
年巴黎公社时，工人们讨论过去都是哲学家所专有的问题——这暗示着哲学在日常生活中有得以实现的可能性。
年巴黎公社运动
在20世纪，“生存”作为一个事实已被征服，但是却仍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保持，这种相同的逻辑意味着，正如艺术家们用词语、油彩或者石材塑造一种生活一样，男人和女人们可以根据欲望构建他们自己的生活。构建自己生活的欲望，正在以分散且不为人注意的方式塑造着20世纪或者其替代物（“我们采取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努力来摆脱20世纪。”一位不知名的情境主义者年在《情境主义国际》第12期中一行最引人注目的文字中写道）。这是一种比其他欲望更加隐晦、更加无法抵抗、更加令人困惑的欲望。它塑造了字母主义的冒险。它是西北通道。如果景观“既是现行生产方式的结果又是其目标”，那么如同艺术家塑造艺术般的构建生活—根据人们对待友谊、爱情、性、工作、娱乐和苦难的态度—就被情境主义者理解为既是革命的结果，又是其目标。
06
从事这场革命，必须对抵抗和拒绝事物的所有片面和孤立的细枝末节原封不动地加以接受，然后将它们联系起来。此外，还必须发现和使用这些细枝末节的语言，为生活的征兆做字母主义国际为城市“被遗忘欲望”的征兆曾经做过的一切。这就需要一种关乎示范性行为的理论。社会被组织成表象，并且能够在表象的范围内进行辩论；事关要紧的是表象遭到戳穿—以突然间并非胡言乱语而是可以理解的景观为背景的言语和行为。在这种意义上，情境主义的目标乃是追求一种新的行为语言。
这种追求结果使得《情境主义国际》中最为冗长、最为一本正经的文章的语气都有些急迫和鲁莽-头脑的判断力被新产生的社会矛盾所吸引和刺激得无法用言词表述—而且还产生了诸如一位重要法国社会学家用六个单词构成的分析之类的义愤。（《情境主义国际》第9期几乎用一整页的篇幅宣告：“乔治·拉帕萨德先生是个罪人。”）此外，这一追求还导致了一种荒诞和嬉戏的风格，并且肯定了争论乃娱乐：一种好的生活方式。
情境主义者欣然发现，辩证法不仅会使社会产生矛盾，还会产生无休无止的自我戏仿。他们的期刊充斥着这些东西—我最喜欢的是一份为和平心态沉降微粒遮蔽公司所做广告的复制品。而且，说明《情境主义国际》的漫画导致了公认的日常生活英雄的异轨。《史蒂夫峡谷》和《真实罗曼司》中的人物被给予新的对白圆框，被迫充满激情地谈论革命、异化，以及文化之谎言—仿佛就连最不可能的人实际上也在乎此类事情。在《情境主义国际》的书页中，亲吻意味的不是结婚而是解放的幻想：为巴黎公社发出的一声叹息。
范例行为的理论以及对新行动语言的追求，还使得情境主义者追随极端主义的做法发挥作用。年3月第10期的《情境主义国际》有关沃茨骚乱的评论写道：“所有那些竟然认可洛杉矶黑人的愤怒之‘明显正当性’的人……所有那些国际左派或者其空洞无物的‘理论家’和‘发言人’，对不负责任、混乱、抢劫（尤其是武器和烈性酒乃是抢劫首选目标的事实）深表痛惜……可是谁会从洛杉矶骚乱者应有的条件方面为他们辩护呢？我们会的。”这篇文章接着写道：“沃茨地区的抢劫最直接地实现了下述扭曲准则，‘按各自的虚假需要进行分配’……[不过]真实欲望却开始以节庆、毁灭之盛宴的形式得以表达……开天辟地第一次，必须被主宰的不再是贫穷而是物质的富裕[当然，正是沃茨骚乱者们至少对哈勒姆的黑人而言相对的富裕，才使得看到第一次黑人愤怒爆发的人们感到迷惑不解]……对于那些寻求市场上不存在之物的人来说，舒适永远都不足以舒适。”
5年美国沃兹暴动
情景主义者说，“要做得比情境主义国际更加极端的任务，落在了情境主义国际自己身上”；因为这乃是该团体得以延续的基础。情境主义者寻找也许能向旁观者表明这就是一切的示范性行为。他们引用、展示、分析那些将他们看作现代社会之矛盾的一切戏剧化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暗示着形成该社会也许会采纳的某种真正主张的一切。
这些行为包括沃茨骚乱、工人和学生对中国文化革命的抵抗（在情境主义者笔下，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官方拥有者反对经济和国家机器拥有者之多数的”斗争）、5年巴格达街头焚烧《古兰经》事件、打算在核战争事件中庇护部分英国政府场所的曝光、高加索学生为要求释放政治犯对艺术品实施的“绑架”、年伯克利的自由演讲运动、年在斯特拉斯堡由法国控制论专家以及年和年在南泰尔由社会学家教授的班级受情境主义鼓动而解散，以及柏林演员沃尔夫冈·努斯宁静的反叛。他于年在DerAbend晚报上发布了一则消息，“透露好几个星期以来让公众心存悬念的一个电视系列节目中杀人凶手的身份……从而表演了极具挑动性的蓄意破坏行为”。
这些行为中有些不会有什么结果；有些，比如对控制论专家和社会学家的攻击，导致了年的五月运动，其时在表象层面总体论战的观念得到了实现。
情境主义的观念就是用从此类事件中得出理论的方法阻止其复发。一旦景观的语言不再具有垄断性，在人们听来就宛如泄密—被揭露的秘密。情境主义者认为，那些参与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或者实施文化破坏的人们，是由于无聊、愤怒和厌恶才采取行动的——由于一种初步的、不可避免的认识：他们不自由，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无法塑造一种真实的自由影像。不过，有一些尝试性的自由影像正在被塑造，如果将它们变成理论，就能让人们理解并继续他们自己的行动。一种真正的自由影像将会由此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国家和社会将会开始消解。对这种消解的抗拒将会胎死腹中，因为工人、士兵和官僚们将会如同其他人一样，不折不扣地按照新的自由之可能采取行动—他们会参与一场未经工会同意的总罢工，只有在社会根据新的条件得以重建的情况下才会中止。当理论与产生理论的实践相吻合时，世界将会发生变化。
07
情境主义的计划—不同于情境主义的目标、情境主义的实践——涉及洛特雷阿蒙和工人委员会。一方面是先锋的否定之圣人，他坚持认为诗歌“必须由所有人创作”；另一方面是直接民主自发、自治的机构，它们出现于20世纪几乎每一场革命的关头，绕过国家并且允许彻底的参与（年和年的俄国苏维埃、年的德国革命、年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团体、6年的匈牙利议会）。情境主义者认为，在这两极之间，将可以发现日常生活的解放，历史书中略去的那部分经验。
这些是情境主义的试金石——令人奇怪的是，它们却没有得到研究。情境主义者对工人会议的利用，让我想起了格里菲斯（D.W.Grifith）《亚伯拉罕·林肯》中描述的那些关键时刻，在因无法摆脱场景而为难时，他就简单地让沃尔特·赫斯顿凝视苍天说出这个具有魔力的词语：“工会！”
大卫·格里菲斯（-年）
的确，工人委员会的直接民主乃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主义者十分厌恶之物，典型民主的当家人们就更不用提了，因为在工人委员会，任何人都允许发言，代表权被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而且代表们可以随时被罢免。这还可能是一种产生足够能量维持议事政治的革命情境仅有的危机。情境主义者写道，没有人曾试图探明在革命主张找到其形式—一种将会形成新社会的形式—的那些关键时刻人们实际上是如何生活的，不过他们自己也没试图这样做过。他们无休无止地谈论“日常生活”，可是却忽视了既从政治上又以最细微方式考察日常生活的作品（詹姆斯·阿基的《让我们赞美名人》、福柯的《癫狂与文明》、年鉴派的书籍、瓦尔特·本雅明的《单行街》和《柏林编年史》），并且没有写出可与之比肩的作品来。
不过，假如洛特雷阿蒙、工人委员会和日常生活乃一种理论的招牌而非其真正要素，那么它们作用的就不过是招牌而已。这种影像与传统意义的世界之间的差距，有助于揭露这个世界所掩盖的一切。出现在洛特雷阿蒙与工人委员会之间的，乃是批评之可能性。
由于受到没有妥协和自我审查的追求，这种批评确信无疑地将情境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保证中解放了出来，这就如同字母主义国际将其成员从资产阶级艺术世界的诱惑中解放出来一样。它开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是情境主义者追求的新行为语言必不可少的序言。仅举一例就可说明问题：发表于年3月《情境主义国际》第1期中对越南的情境主义分析—其预见就几乎令人恐惧，而其简洁则尤其令人恐惧。
“在此刻，要寻求对越南战争作出革命性的决定是不可能的，”未署名的这位作者写道：
首先必须结束美国的侵略，目的是让真正的社会斗争在越南以自然的方式发展；这就是说，让越南的工人、农民重新发现国内的敌人；北方的官僚以及南方所有的有产阶级和统治阶层。美国人的撤离将会意味着斯大林式的官僚立即夺取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局。因为侵略者不可能不确定地维持其侵略；人们除了坐在刺刀上以外对16其无可作为，这是自泰里朗以来的一种老生常谈。因此，重要的不是为越共提供无条件（甚或有条件）的支持，而是要始终不屈不挠地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越南战争扎根于美国，因此也必须从那里将其根除。
虽然这离情境主义者拒绝垮掉派尚有很远距离，不过道路却直通向那里。
如果说情境主义者受到了愚弄，那也只是受到他们自己的愚弄；因为他们并没有受到世人的愚弄。他们比他们时代的任何人都明白，为什么重大事件——年的五月运动、自由演讲运动，或者就此而言马尔卡姆·麦克拉伦对西蒙·弗里特所谓消耗性政治参与的实验——产生于表面看来十分微不足道的刺激和最稀松平常的压抑。他们明白为何最小的事件会以惊人的速度导致所有的问题重新开始。依赖经济危机和政治语境的具体的、局部化的解释从来也不起作用，因为这类事件发展的真实原因就是情境主义者所言的那样：人们感到无聊，他们不自由，他们不知道如何这么说。要是有机会，他们会这么说的。人们不能塑造一种真实的自由形象，他们会抓住使得这种形象的塑造成为可能的任何机会。
08
情境主义国际的作用，其成员写道，就是充当任何种类的先锋派。（“任何先锋派的任务，”他们写道，“乃是不落后于现实。”）情境主义者“必须知道如何等待”，并且随时准备在一次普通的反叛节日中消失。他们的工作不是“建立”情境主义国际，正如托洛茨基或布尔什维克都使得工作乃是建立他或她的组织一样，为了那个目标装扮所有的思想和声明，小心翼地不要冒犯可能会被诱惑或征募的任何人。他们的工作是尽可能清楚地思考和发言—他们说，不要让人们听演讲，而是要让人们自己思考。
情境主义者非但没扩充他们的团体，反倒致力于使之变小，几乎在团体成立之日起，就一直驱逐野心家、堕落的或者将艺术当政治的（相对于将政治当艺术）成员。到年五月起义时，情境主义国际主要由巴黎人组成，人数几乎不多于—也许还要少于—那些以字母主义国际的身份走在街上的人。在他们身后，他们拥有11个极为文雅的杂志成员，花了十多年时间将理论与零星的实践相挂钩，